中新社銀川11月4日電 題：中國早茶何以叩開西方味蕾？

　　——專訪寧夏大學民族與歷史學院常務副院長楊浣

　　中新社記者 李佩珊

　　中國早茶里，藏著中國人的生活哲學與情感聯結。廣州茶樓，一壺茶配幾籠點心，食客談天說地；武漢街頭，端著熱干面站著聊幾句，是市井里的鮮活社交；寧夏吳忠餐桌前，拉面配八寶茶，是家人朋友圍坐的溫情。

　　如今，中國早茶漂洋過海，開到紐約、倫敦等地，成了外國人探索美食的新載體，也成為中華美食出海的一張鮮活名片。

　　中國的早茶文化是如何形成的？中西早茶文化的差異反映了怎樣的生活方式與歷史脈絡差別？近日，寧夏大學民族與歷史學院常務副院長、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者楊浣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專訪，就上述問題作出解讀。

　　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東西方都有以茶飲為主題的餐飲文化。如何界定中國“早茶文化”這一概念？它與西方流行的“下午茶”文化有什么區別？

　　楊浣：中國的早茶文化，自明清時期已形成，是將飲茶與早餐深度融合的飲食風尚。它遠不止一頓簡單的早餐，更是以茶樓或餐廳為載體，在上午展開的生活方式與社交活動——以茶為核心標識，遵循“茶中有飯、飯中有茶”的特點，兼具“飲食-社交”雙重功能，充滿煙火氣。

　　西方并無嚴格意義上的早茶文化，可謂“有早餐以果腹，無早茶作社交”。具備社交屬性的非正餐活動，是起源于19世紀英國貴族群體的“下午茶”，其核心在于精致優雅的社交儀式感：通常在下午四點左右進行，以茶或咖啡為主角，搭配各式精致甜點；環境布置講究瓷器銀器的陳列，過程中亦注重餐桌禮儀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中國早茶文化是怎么形成的？

　　楊浣：中國早茶文化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。

　　一是悠久精致的茶文化傳統。中國是茶的故鄉、茶文化發祥地，飲茶習俗可追溯至先秦時期。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喝茶成為文人雅士的喜好。到了唐代，茶葉種植地域拓展，飲茶之風彌漫朝野。宋代茶坊茶肆盛行，茶也擺到了尋常百姓的餐桌上，“茶余飯后”成為中國人的一種生活常態。

　　二是市民社會商業繁榮的催化。唐宋形成的市井商業，促使茶館成為信息交流、社交洽談的場所，商人、文人常聚集茶館議事。明清商業繁榮，城市化加速，商會和商幫走南闖北，各地美食匯聚為早茶文化提供了生長沃土。

　　廣州作為對外貿易的重要口岸，十三行商賈云集。精明的茶樓經營者將茶飲與精致點心結合，形成獨特的“一盅兩件”(一壺茶、兩樣點心)模式，也成為中國早茶的一個代表。

　　三是近代東西方餐飲文化交融的影響。近代以來，西方餐飲文化逐漸傳入中國，面包的烘焙技藝、奶制品的運用等西式元素，與傳統點心巧妙融合，催生出奶黃包等中西合璧的新品種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早茶不該被簡單貼上“慢生活”標簽，其背后蘊藏著“工作進行時”的現實場景。無論是茶樓雅座還是街邊食肆，人們常借茶餐敘談，在茶香與餐食間拉近人情、推進事務，這其實是中國人勤勞精神的一種“潛水形態”——不顯于表面，卻在日常里扎實落地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中西早茶文化的差異反映了怎樣的生活方式與歷史脈絡差別？

　　楊浣：中國早茶重“社交與儀式”，是社交與情感交流的重要載體。圍爐是中國早茶文化的顯著特征，強調集體共享和交流。一桌人圍坐，分享多樣化的茶點，促進了互動交流，增進了感情。共享的蒸籠與旋轉的餐盤雖塑造了“我們”的共同體體驗，也映射著個體在集體中的主動關懷與禮儀自覺，是“和而不同”的體現。

　　分餐是西方下午茶文化的顯著特征，強調個體空間和隱私。但家庭餐桌上的面包籃傳遞、果醬罐分享、咖啡壺流轉，也營造了交流空間，賦予了食物共享與聯誼的色彩。

　　中國早茶中，茶是主角。中國茶的沖泡與品飲都蘊含深厚的文化內涵，陸羽的《茶經》為茶道奠定了基礎。中國茶講究顏色溫潤如玉，品質內斂謙和，喚醒的是與天地、與他人和諧共處的集體意識，體現了東方哲學中“靜中觀動”的智慧。

　　咖啡在西方占主導。西方工業化進程較早，生活節奏快，時間觀念強。咖啡的制作過程，無論是濃縮的快速萃取，還是手沖的細膩過濾，都強調效率與功能性。咖啡館不僅是補充能量的場所，更是社交與創新的催化劑，推動著獨立的個體奔赴各自的戰場，象征著“動中求進”的開拓精神。

　　二者雖有差異，但并非對立。茶的寧靜與咖啡的活力，共同構成了人類豐富多彩的生活畫卷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，茶與咖啡也在相互交融，催生出跨界飲品。這反映了不同飲食文化的碰撞融合，也詮釋著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近年來，寧夏吳忠早茶火出圈。中國早茶文化的傳承與創新，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怎樣的促進作用？

　　楊浣：吳忠早茶不僅包括八寶茶、拉面、馓子、手抓羊肉等西北地區傳統美食，還充分吸收廣東粵式早茶文化中的精致點心，既保留了地方傳統風味，又吸收了粵式飲食優點，彰顯了中華民族團結交融的文化精神。

　　其他民族地區的早茶文化同樣精彩紛呈。例如，內蒙古的早茶以奶茶為主角，搭配手把肉、奶豆腐等特色美食，體現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熱情與豪爽性格；云南的早茶以米線、餌塊等為主，輔以各類小菜，展現了多民族聚居地區食材與口味的多樣性。

　　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，不斷豐富中國早茶文化的內涵。他們將各自的傳統美食、飲品和飲食習慣相互分享、借鑒與創新，使早茶文化在保持傳統的同時，不斷煥發新的生機與活力，成為連接不同民族情感與文化的紐帶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中國早茶為何能突破地域與文化限制、走向海外？其能否為其他中華美食的海外傳播提供借鑒？

　　楊浣：為了適應海外市場，一些華僑華人在海外開的早茶餐廳在口味或品類上做了調整，如推出“芝士蝦餃”等菜品。這種“本土化”現象，并非文化稀釋，而是早茶“出海”的智慧適配，更是跨文化傳播的橋梁。

　　適度本土化，是早茶在海外扎根、生長的一個關鍵。從市場邏輯看，消費者味蕾帶著本土飲食習慣的印記，芝士融入恰是“破局點”，讓陌生的早茶變得親切。

　　中國早茶能走向海外，正因其深諳“入鄉隨俗”的智慧——它既自信地端出數千年文明的“原湯底料”，即圍桌共食的煙火人情、茶點相配的生活美學，更懂得以開放姿態“就地調味”，用融合創意與當地味蕾握手言和。

　　這也為其他中華美食的出海提供了啟示，要懂得堅守文化之“魂”，更應擁抱開放之“態”，讓美食成為全球伙伴相逢的“社交的催化劑”和“快樂的源泉”。(完)

　　受訪者簡介：

　　楊浣，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，寧夏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院(民族與歷史學院)常務副院長，研究員、博士生導師。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者，中國古都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，寧夏歷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。入選寧夏塞上文化名家、寧夏青年拔尖人才。主要從事中華民族史、西北歷史地理、地域文化產業開發等領域研究。